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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七世纪的一天，一个叫张莒的人考中了进士。按照当时的规矩，新科进士们要在曲江参加宴会，宴罢之后，张莒和几个同年骑着马进了慈恩寺。他抬头看了一眼大雁塔，七层，六十多米，在长安城的天际线上孤高耸立。张莒一时兴起，在塔壁上写下了六个字：“新科进士张莒”。
他大概没有想太多，但这个举动在长安文人圈里炸了。
此后，“雁塔题名”成了唐代进士及第后最重要的仪式之一。白居易二十七岁中进士，在同时题名的十七人中年纪最小，得意地写下了“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”。到了明清两代，大慈恩寺院内和大雁塔上留存的题名碑有七十三通，其中明代三十通，清代四十三通。
一座佛塔，最后变成了科举成功的纪功碑。
这件事如果让一个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僧人看见，他大概完全无法理解。因为在他的认知里，塔这个东西，根本就不是给人进去的。
一个不能进的“坟”
窣堵波，梵文stupa，本意就是“坟冢”。它是埋葬佛陀舍利的半球形土堆，实心的，密不透风，像一个倒扣的碗。
保存最完好的早期窣堵波是印度中部的桑奇大塔。直径36.6米，高16.5米，一个巨大的半球体扣在圆形台基上，台基周围有一圈石栏杆，栏杆和塔身之间形成一条环形步道。信徒来到这里，做的事情只有一件：沿着那条步道走，顺时针走，一圈一圈地走。这叫“右绕”。你不能进去，也没想过要进去。
在早期的佛教艺术中，佛陀本人甚至不以人的形象出现。桑奇大塔的四座塔门上布满了浮雕，但上面没有佛像。佛陀的存在用菩提树表示，用法轮表示，用佛足表示，用金刚座表示。人不能画佛，也不能进塔。塔本身就是佛的替代物。塔里埋着佛的遗骨，塔就是佛，拜塔即拜佛。
所以，如果你是一个古代的印度佛教徒，你面对塔的时候，姿态是谦卑的。你绕着它走，你不敢踩在它上面，更不敢爬到它顶上去。
但中国人做的事情完全相反。
把“碗”放到“楼”上
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，按道理，中国人建塔应该模仿印度，建那种半球形的覆钵式塔。但实际上，中国最早出现的佛塔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考古学家在湖北襄阳樊城的一座墓葬中，出土了一件东汉中晚期的釉陶佛塔模型。这座模型由印度塔刹与中国楼阁相结合而成，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佛塔模型。四川什邡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，也有清晰的楼阁式塔的形象。这些是目前能找到的、中国最早的佛塔实物证据。
也就是说，佛塔一进入中国，就已经不是印度的样子了。
中国人做了一件事：把那个巨大的覆钵式塔，缩小成一个小小的塔刹，然后放到中国传统的楼阁顶上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的原话是：“塔这种建筑的主体是中国式的，只是在中国的楼阁上加了一个塔刹”。
为什么？
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。汉代人有“仙人好楼居”的说法。方术士公孙卿对汉武帝说：“仙人可见，而上往常遽，以故不见。今陛下可为馆如缑氏城，置脯枣，神人宜可致。且仙人好楼居。”汉武帝听了，就在长安建了蜚廉桂观，在甘泉建了益延寿观。
在汉代人的观念里，楼是给神仙住的。你建一座高楼，仙人就有可能降临。这种“高楼通神”的想法，和佛教“塔是神圣之物”的观念，在某个层面上撞上了。中国人用理解神仙的方式去理解佛，用建高楼的方式去建塔。佛塔从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，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“汉化”进程。
最早的文献记载也能印证这一点。三国时期，笮融建了一座“浮图祠”，“垂铜盘九重，下为重楼阁道，可容三千余人”。“重楼阁道”能容纳三千人，说明塔的主体是中国式的楼阁建筑，只不过在上面加了一个印度的塔刹。所以中国学者杭侃说得很直白：“塔这种建筑的主体是中国式的，只是在中国的楼阁上加了一个塔刹。”
“塔”这个字，本身就是个新发明
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：“塔”这个字，在汉语里出现得很晚。
玄应在《一切经音义》里说：“塔字，诸书所无。唯葛洪《字苑》云：‘塔，佛堂也。’”葛洪是东晋人。也就是说，在东晋之前，汉语里根本没有“塔”这个字。
那之前叫什么？叫“浮图”，叫“佛图”，叫“塔婆”。都是音译。窣堵波音译过来有好几个版本，没有一个统一的。
“塔”字是一个“造”出来的字。它从“土”从“荅”，既有窣堵波音译的痕迹，又暗示了它是一种土石建筑。中国人需要造一个新字，来说明这个从印度来的新东西。因为原来的汉语里，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词可以对应它。
这其实很说明问题。如果塔真的只是坟，那汉语里有的是词可以用——“坟”“冢”“墓”“丘”。但中国人造了一个新字，说明他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，这个东西不完全等同于坟，它还需要干别的事。
登上去，看见什么
唐代是中国佛塔功能转变最明显的时期。大雁塔建于唐永徽三年（652年），玄奘奏请建造，用来保存从印度取回的经像。最初五层，后加盖至九层，再后层数和高度又有数次变更，最后固定为今天所看到的七层塔身，通高64.517米，底层边长25.5米。
这座塔从功能上说，本来应该是一个藏经阁，不是一个观景台。但唐代诗人不管这些。他们登上去，看长安。
岑参写了一首《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》，开篇就是“塔势如涌出，孤高耸天宫”，然后一路写下去：“突兀压神州，峥嵘如鬼工。四角碍白日，七层摩苍穹。下窥指高鸟，俯听闻惊风。”最后落到“净理了可悟，胜因夙所宗。誓将挂冠去，觉道资无穷”。
杜甫写了“高标跨苍穹，烈风无时休”。章八元写了“十层突兀在虚空，四十门开面面风。却怪鸟飞平地上，自惊人语半天中”。白居易登塔之后，俯瞰长安城，看到的是“百千家似围棋局，十二街如种菜畦”。
这些诗里有一种共同的气质：登高，不是绕塔，不是礼拜，是登上去，往远处看。塔在这时候不再是一个被膜拜的圣物，而是一个制高点。那个视角就是一种体验，跟佛法没什么关系，或者说，跟任何宗教都没关系。
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。学者研究发现，绝大部分现存唐代砖塔其实都是不可登临的。它们仍然是外部礼拜的对象，跟佛像和石窟类似。但与此同时，登高远眺又是中国文人念念不忘的夙愿，杜甫、岑参、高适这些人都登过大雁塔，都留下了诗篇。
这说明什么？说明“塔能不能登”在唐代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事情。有些塔可以登，有些不能。但那些“能登”的塔，被文人选中了，被写进了诗里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大雁塔之所以成为唐代诗人最爱的登临之处，不是因为它的宗教功能，而是因为它高，它是长安城最高的建筑，是当时最好的观景台。
一个科举时代的符号
回到张莒。
根据史念海、曹尔琴在《游城南记校注》中的考证，张莒登第于唐代宗大历九年（774年）。他参加完曲江宴后，与好友乘兴登上了大雁塔，在塔壁上题写了“新科进士张莒”六个大字。此举引起轰动，后来成为惯例。
李肇在《国史补》里写得简明：“既捷，列书其姓名于慈恩寺塔，谓之题名。”考中了，就把名字写在塔上，这叫“题名”。到了后来，“雁塔题名”直接成了进士及第的代名词。
一座佛塔，被科举制度征用了。
这背后有一个很具体的逻辑：大雁塔在长安城的慈恩寺内。慈恩寺是唐太宗之女襄城公主的旧宅改建的，位置好，规模大，是长安城里最有名的寺院之一。而曲江宴就在慈恩寺附近举行。进士们宴罢之后，顺路登塔，顺手题名，地理上非常方便。但更方便的是观念——塔是高的，登塔是向上的，科举及第也是向上的。这两个“向上”在同一个动作里合在了一起。在唐代的社会语境里，登塔和登第变成了一种隐喻关系。
所以雁塔题名不仅是一个文化活动，它是一个意义转换的现场。在这个现场里，佛教建筑被世俗化了，被科举文化吸收了，被文人的笔墨重新定义了。
从桑奇大塔到雁塔题名，中间隔了大约八百年的时间，和一条从印度到中国的漫长道路。
窣堵波的本意是“坟冢”，汉语里的对应词本来是“坟”或“冢”。但中国人造了一个新字“塔”，然后把这个新字指向了一个全新的东西——一座可以登上去、可以眺望远方、可以题名留念的高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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